宋、金、元时期—学术争鸣、理论突破、流派纷陈阶段 中医发展（三）

    宋、金、元时期中医学建树颇多，表现突出的特点是∶临床经验不断总结升华，各专科日趋成熟，专科体系相继确立，同时涌现出一些新的学派，不仅活跃了医坛学术气氛，更倡导了注重理论研究之风，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，并开始研究处方、成药、经络揄穴的规范化。如南宋·陈无择在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确立了"内因、外因、不内外因"的病因分类，是对宋代以前病因理论的总结，对后世病因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，是我国较早的病因学专著。元代杜清碧的《放氏伤寒金镜录》论述了各种舌苔的主要证候及治法，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验舌专著。宋代钱乙的《小儿药证直诀》丰富了脏腑辨证内容。宋代宋慈依据历代法医知识和当时执法检验经验而编写的《洗冤集录》是我国最早的法医学专著，该书先后被译为朝鲜、日本、法、荷兰、英、德、俄等多种文字，流传于国际间，成为各国审理死伤案件的重要参考书。宋代发明了子午流注针法、精巧的医学教学模型——针灸铜人，陈自明的《外科精要》标志着外、伤科分立。元代发明了治疗脊椎骨折的悬吊复位法和外科缝合曲针。这个时期涌现出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，极大地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。被后世誉为"金元四大家"的刘完素、张从正、李果和朱震亨是当时卓有成就的学派代表。

    刘完素，字守真，号通玄处士、河间居士，金代河间人，故后人也称他为刘河间。他重视当时盛行的源于《黄帝内经》的"五运六气"学说，但不拘于它的宿命教条的机械模式。突出的学术思想是"火热论"。他认为伤寒临证各种证候的出现多与火热有关，而六气中暑火居其二。同时风、燥、湿、寒在病理变化中皆能化火生热，所以强调"六气皆从火化""五志过极皆能化火"，火热是伤寒诸症的重要病因。据此，刘完素治病擅用寒凉药物以清泻火热，被后人称之为"寒凉派"。

    张从正，字子和，号戴人，金代考城人。他反对囿于"局方"，滥用温燥之品，理论上倡导攻邪。"邪去正自安"，否则"补之适足资寇"。他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，认为无论是在天之邪（风寒暑湿燥火）、在地之邪（雾露雨雹冰泥）或水谷之邪（酸苦甘辛咸淡，亦称人邪）都非人体素有的，一经致病，就要攻治，病去则止，不必尽剂，更不可迷信补药。攻邪以《伤寒杂病论》的汗、下、吐三法为基础∶凡风寒诸邪在皮肤、经络的用汗法;凡风痰宿食在胸膈和院腹的用吐法;凡寒湿痼冷、热客下焦等在下的疾病用下法。张从正还十分重视社会环境、精神因素等致病。"九气"（怒、喜、悲、恐、寒、暑、惊、思、劳）作祟，多生疾病。因此在临证时强调因人、因地、因时制宜。他把这一原则称为"达时变"。这一思想发展了《黄帝内经》的整体观，特别是人与社会环境和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，从而丰富了中医学中有关心身医学、医学社会学的内涵。张从正临证时善于攻下，被后世称为"攻下派"。

    李杲，字明之，号东垣老人，金代真定人。《黄帝内经》中称"有胃气则生，无胃气则死"，李杲发挥了这一见解，主张"内伤脾胃，百病由生"的学术思想，强调脾胃是运化水谷供一身元气之本，故临证中以调理脾胃之气为主。李果认为造成脾胃损伤主要有三条∶饮食不节、劳役过度和精神因素。具体说暴饮暴食造成"饮伤"，饥饱失度造成"食伤"，药物失当导致"肠胃复伤"等，均为饮食不节所致;战乱奔波致"形体劳役"，造成脾胃损伤，是又一病因;因"喜、怒、忧、悲、恐、思、惊，损耗元气，资助心火"，结果也会损伤脾胃，导致内伤疾病的发生。他认为这几种因素是错综复杂的，而精神因素是内伤脾胃发病过程中的主导因素。李杲在临证实践中，善用补上、中、下三焦元气而以补脾胃为主的原则，分别采取"调理脾胃""升举清阳"为主的治法，故被后世称为"补土派"。

    朱震亨，字彦修，元代婺州义乌人。因"先生所居曰丹溪，学者遵之……故因其地称之曰丹溪先生"。朱震亨的学术思想是在《黄帝内经》的"少火""壮火"基础上，充分研究了各家学说有关"壮火"的见解，侧重了内在火热的病机探讨，创造性地阐明了相火有常有变的规律。《格致余论》在"相火论"的基础上提出"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"之说，认为相火之常为生理，所谓"人非此火不能生";相火之变为病理，"其害甚大，其变甚速，其势甚彰，其死甚暴"（《金匮钩玄》）。相火之动是永恒的，但正常的动属"生"为生理，异常的动属"贼"为病理，这即为相火的两重性。这一理论补充了刘完素的"火热论"，也发展了李杲的"阴火"说。朱氏还联系人体的精血难成易亏，加之"情欲无涯"，相火易于妄动的特点，因此得出"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"的结论。临证中朱氏认为只凭滋阴降火不能完全解决"相火妄动"而致病的问题，因此他提出"收心养性""以防此火之动于妄也"。同时强调了节制食欲、"色欲"的重要性，"固纵口味"会"为口伤身""殉情纵欲"会亏阴精。因此他主张治病以"保养金水二脏"为要。因朱氏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，后世称其为"滋阴派"。

    "金元四大家"引起的学术争鸣改变了以往"泥古不化"的保守局面，活跃了当时的中医理论研究气氛，开创了医学发展的新局面，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